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?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?

王建双：办经济特区，要打破很多旧体制，要转换很多旧机制，改革力度有多大，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。就这个问题，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。他说：“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，第一，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;第二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;第三，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。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，难以前进。”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，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并且一一付诸实践。

第一，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。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，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，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，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。他在与我们交谈中，多次谈到这个观点。

第二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。对外要引进台资、侨资、国际资金，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更快地“挤”入国际市场。他深刻认识到，发展特区绝不可“闭门造车”，必须与国际接轨。

第三，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。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?一是从人口因素看，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，福建人要到台湾去，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，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“人文交流桥梁”之说。二是从历史因素看，在清朝初期，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，叫做台厦道。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，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，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，都能很快融入厦门的生活。我们要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，核心问题是争取民心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厦门所具有的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做工作，不是某一个方面，而是要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个方面做工作，也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等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作出特殊贡献。习近平同志对民心问题的考虑，我们都很认同。现在每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以“民间性、草根性、广泛性”为定位，以“扩大民间交流、深化融合发展”为主题的海峡论坛，吸引了台湾一大批人来参加，既包括基层的乡里长，也包括国民党高层领导，还包括民进党里的一些人。这一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下来，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民心观念紧密相关的。

第四，厦门特区的经济总体结构必须转换，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制度。他通过多次调查了解到，厦门市老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0%，贡献的财政税收占90%，如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转换机制的话，特区根本没有办法富起来。对此，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就是改造机制，切入点要从改造老企业入手。那么，该怎么切入呢?他说：“大企业要实行股份制，小企业要实行外引内联，通过兼并组成小企业集团，多层次地来转换这个机制。”现在听来，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但在30多年前那种环境下，能提出这个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当时他还提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就是如果有外资进来，也可以掺到我们的企业中去，把这个机制激活。

第五，要抓好厦门的城市建设。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时，厦门因为多年来一直是前线，没有什么城市建设，但他很乐观。他认为，虽然我们受了损失，但是也得利，给我们留了一个好做文章的空间，发展潜力很大。他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提出，城市建设，规划先行，厦门总体要形成一个“众星拱月”般的城市结构，以老城区、鼓浪屿为中心，星星在岛外，包括集美、海沧、同安、杏林，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工，把这个中心拱起来。厦门的城市建设一直沿着这样一个规划思路在做。2010年，他视察厦门的时候，再次提到了众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设，还说：“你们要把外面几个星星擦得更亮一点。”

第六，要造就一支适合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人才队伍。当时，厦门虽然文化事业水平比较高，但是人才比较缺乏，特别是缺少现代企业管理、金融、建筑方面的人才。怎么办?他讲了两个方面。第一，要多层次、多途径并举，大力开发人才。第二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才流动、人才选拔、人才使用的机制。这一观点一直在引导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。在全方位、多层次开发人才观点的引导下，整个厦门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，基本上晚饭以后，道路上的人很少，大家都去学习班“充电”去了，因为办特区，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。

第七，要朝着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改革。20多个政府部委办部门要转换机制，该由企业、社会办的事情，政府部门要放权让他们自己来办。这样一来，政府机制转化就慢慢做成了。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简政放权”。

习近平同志能鲜明提出这些观点，勇于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，是非常可贵的。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性，而且都是从厦门实际出发，最终都形成了具体的举措，大大推动了厦门的开放与发展。